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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中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伊拉克打击恐怖主义******

　　中新社联合国2月2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2日举行伊拉克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在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伊拉克打击恐怖主义，肃清“伊斯兰国”等恐怖极端势力，防止其回流蔓延，巩固来之不易的反恐成果。

　　当天，联合国秘书长伊拉克问题特别代表亨尼斯-普拉斯哈特作通报。她表示，约三个月前，伊拉克国民议会选举产生新一任总统并确认新一届政府构成，结束了长达一年多的紧张局势、政治不和与权力较量。她敦促伊拉克政界把握机遇期，处理好腐败、安全、社会发展、公共服务等问题，让这个国家彻底摆脱不稳定与脆弱的循环。

　　戴兵发言说，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恐怖残余势力仍在不断发动不对称袭击，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人员伤亡。联合国收集“伊斯兰国”在伊罪证调查组要尽快向伊拉克移交所收集证据，助力伊拉克根据本国法律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中方欢迎伊拉克持续推进叙利亚霍尔营地内伊拉克公民的遣返和安置工作，敦促有关国家像伊拉克一样负起责任，尽快推进在伊外国恐怖作战分子及其家属的甄别和遣返。

　　戴兵表示，根据秘书长报告，战争遗留爆炸物和简易爆炸装置持续造成伊拉克平民伤亡，是伊拉克儿童伤亡的主要原因。这些爆炸物很多都是二十年前战争留下来的，当年发动战争的国家应该主动站出来，在帮助伊拉克扫雷、援助受害者等方面拿出实际行动。

　　戴兵说，伊拉克的和平离不开稳定的地区环境。中方多次强调，伊拉克不是地缘争夺的博弈场。中方支持伊拉克同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共同应对跨境挑战。中方呼吁有关各方尊重伊拉克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通过同伊拉克政府开展合作的方式解决自身安全关切。

　　戴兵说，过去几十年，伊拉克饱受战争冲击，人民历尽苦难。国际社会应当积极帮助伊拉克重建基础设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联伊援助团)等联合国在伊机构要把资源和精力更多投向伊拉克人民最需要的优先领域，按照授权和彼此分工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国家工作队的作用。今年是联伊援助团成立20周年，有必要以此为契机，在征求伊拉克意见基础上，对联伊援助团工作和绩效进行系统总结和评估，并就特派团中长期前景进行认真研究。

　　戴兵说，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伊拉克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将继续支持伊方开展经济重建，帮助伊方恢复工业、改善民生、实现可持续发展。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伊拉克长治久安、为地区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